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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樊吉社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战略室主任,主要从事中美战略安全关系、美国军备控制、裁军与防扩散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研究

中美关系的内在肌理和宏观环境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源自美国对华认知的改变,两国摩擦因此趋于激烈,双边关系走向亦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给中国造成压力。美国对华政策的旧框架不再适用,新的框架尚待确立,双边关系走向何方取决于中美两国的选择。

改变早已开始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其演变与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即:敌对与冲突的二十年(1949~1969年)、缓慢缓和的十年(1969~1979年)、短暂的十年“蜜月期”(1979~1989年)、合作与摩擦并存的二十年(1989~2009年)、重新寻找方向感并艰难定位的十年(2009~2019年)。中美刚刚纪念了建交40年,双边关系目前的状态既算得上“四十不惑”,也可以说是“四十有惑”。当前“惑”与“不惑”也许并非关键,重要的是两国能否经历一番磨合后重新确立双边关系的新框架,以至“五十知天命”。

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 2009~2010年是重要转折点。2009年起中美围绕南海问题发生直接摩擦,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二,随后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后调整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领域,美国提出过“第三次抵消战略”“空海一体战”等概念,其重点关注对象国直指中国。2010年到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急剧复杂化,一系列热点事件接踵发生,包括中日在钓鱼岛的对峙、中菲在黄岩岛的摩擦以及随后菲律宾发起的所谓南海国际仲裁案、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博弈升级,等等。2015年起美国国内战略学界开始进行范围非常广泛的对华政策讨论,至今没有形成完全的结论,但这是美国对华战略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奏。

也有人将美国对华战略变化追溯到2000年。那一年是美国大选年,后来成功当选的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发表了诸多涉华负面言论,其上台初期针对中国摆出的战略调整姿态与2017年特朗普刚就职时颇为相似,如果不是因为9·11事件迫使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反恐,美国可能早就将中国定位为“首要安全挑战和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的轮番下行也恐怕早就开始了。

美国对华战略变化的确并不始于特朗普政府,但特朗普总统本人特立独行的风格和对“美国优先”的政策偏好、对右翼的放纵利用的确让中美“战略竞争”成为一个我们不得不直面的现实。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其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多个方面指责中国的政策行为,认定中国是正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2018年10月初美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阐释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演讲,非常突出价值对立因素。2018年11月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联合发布题为《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的研究报告,美方多数参与学者对中美关系做了严重消极的描述和总结,称中国正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来拓展影响力。同月,美前财长鲍尔森在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论坛上发表演讲称,中美如果处理不好经贸争端,“经济铁幕”很快降临,世界也将因此走向分裂。

傅军

现任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学术院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

国际关系体系,包括中美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眼下美国朝野两党学界正在经历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转移或叫重新设置,即从自由主义学派转向了现实主义学派,回归的方向是二战以后霸主稳定理论的升级版,即进攻性现实主义。对中国而言,如果只专注单一领域政策层面的议题如贸易摩擦或贸易战,而不系统地研判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转移及其相关战略的再定位再布局,仅政策层面的考量和谈判会显得零散和被动。

赵坚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2月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该《指导意见》首次在政府文件中提出“都市圈”的概念,明确指出都市圈是城市群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要“使都市圈建设成为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过程,成为政府引导、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但是,该《指导意见》关于都市圈(大都市区)的概念,以及如何通过深化改革破解大都市区发展的体制政策障碍等方面则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商榷。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既有近忧、也有远虑,任务艰巨,需要积极应对。若相关稳增长政策力度和延续性能够得到保证,则随着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2019年中国经济将呈现出前低后高的走势,全年GDP增速预计在6.2%左右,能够落入估计的政府目标区间。而长期来看,诸多关键问题的解决,仍有赖于在更多领域的深化改革方面取得突破,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以及对外开放等领域,若能大刀阔斧的推进,不仅有助于扭转短期困境,更能从长期制度上做出更多探索。

彭文生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需要高度重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行业格局可能由此发生重大变化。促进金融的供给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总书记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二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风险。大方向清晰,但具体怎么落实、哪些是重点问题,既有共识,也有分歧,还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王静文

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副主任

一切经济活动的背后都有周期的影子。通常所说的经济周期,包括技术周期、房地产周期、设备周期和库存周期,对经济短期波动而言,后三者影响相对更大。三个周期的叠加或交错,往往会在某个阶段加大经济的上行或下行压力。从中国经济来看,至少在今年上半年,这三个周期都处于下行阶段,这也是导致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偏大的重要原因。

徐奇渊

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召集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中美贸易冲突正在高强度协商之中,从目前的形势和一些初露端倪的协商成果来看,中美贸易冲突可能会给“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三大挑战:第一,产业外移挑战一带一路产业合作思路。第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面临挑战,一带一路的南南合作定位也将随之面临挑战。第三,中国经常账户顺差面临调整压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外汇资金来源面临约束。

排列五开奖号 www.f0nvd.com.cn 张晖明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张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改革,打开了深化改革的新的空间。但联系近三年来“分类”改革推进的实践,可以看到,“分类”可能碰到掣肘,还要“分层”机制加以配合

樊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专家顾问委员会专家委员

郭锐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城市比乡村好的城镇化前提开始出现新变化,以前农村-城市单向的城镇化过程,可能会出现城乡之间的反向或双向的过程。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逐渐从工业部门拓展到整个非农产业,改变了城镇规模越大越好的组织模式;城市发展由经济利益主导向综合效益转变,城市等级的高低取决于自身的吸引力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功能。建议未来完善城镇化模式、路径、规划、调控的理论方法,注重城乡特色、推进城乡等值化、实现城乡要素交流融合。

黄仁伟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当前大国关系的重要特征是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并存,历史上一直有这样的现象。新老大国共存并互相容纳对方的先例很少,往往通过战争解决,因此产生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但今天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当代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之间的矛盾不同于历史上的矛盾,既有冲突、矛盾,也会有合作与妥协。因此,结局也会大不同。

卢宁

瑞典隆德大学东亚与东南亚研究中心

翻译:杨龙

徐书鸣

小微信贷政策背后是“二元对立”的中国发展策略:乡村和农民是落后的,只有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赶上发达的城市地区。这一政策忽视了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城市和农村、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影响,忽视了发达地区和富人本来就是这些不平等关系的受益者,以及其本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强调“落后”源自于贫困人口的努力和认识程度不足。正因如此,小微信贷项目并没有真正地减少“贫穷”。相反地,这些发展项目在与各社会力量的互动中,尽管改变了既有不平等关系的自然演化轨道,却催生了新的不平等关系。

侯利阳

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市场与政府的法学关系可以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其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全面发展,政府对市场干预的程度会逐步降低,但政府干预会持久且又广泛地存在于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各个层面。其二,政府干预在不同的部门法中存在干预强弱之分。民法中的干预主要为立法干预;反不正当竞争法既包括立法干预也包括一次性个案干预;反垄断法则是不具有先例效应的个案干预。其三,市场规制法的政府干预虽然最为强烈,但以过渡性为原则,当使命完成之后就退出市场,由其他部门法来补充空位。

孔闻峥

走出去智库北美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

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给两个国家各行各业的发展都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启示,两国对彼此都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也因此更应该多些包容才是。正如美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双方在协议后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是双方调整自己发展模式之路,也是适应对方的发展模式、依此进行调整达到新平衡之路。

闫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刘陈杰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规模扩大,政府财政性投资的急剧增加,使得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确实可以经过地方政府与国有金融机构的协商来解决,但是长此以往,大量的金融资源投入到低效的投资项目中,拉低了全社会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经济往往向泡沫化的方向发展,影响我国中长期经济稳定增长。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绝不只是海南的“自娱自乐”,也不仅只是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而是新时期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全局的重大国家战略。这个重大国家战略,首要的是“把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需要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目标,以服务贸易为主导,以开放为先、制度创新为核心,打造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并由此带动形成我国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王宇哲

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历史经验表明,资本市场是经济“增质”,而非“增速”的晴雨表,其长周期表现事实上由产业转型升级、民生福祉改善、科学技术进步、融资结构优化所推动。在“减速增质”的新时代,中国经济有望摆脱“高杠杆、低效率”的粗放增长,转而升级为“更平衡、更充分”的稳健增长。有鉴于此,相信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红利也将引领资本市场走向理性繁荣。

欧阳俊

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研究院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达成的《美墨加协定》和WTO在成员数目上虽有天壤之别,但均属于经济一体化过程,二者差异在于指导思想不同。WTO寻求功能主义一体化,相信存在超越具体成员利益的集体利益,相信一体化是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在其倡导者看来,一体化本身就是目的?!睹滥有ā吩虿怀腥洗嬖诔骄咛宓拊挤嚼娴募謇?。在其倡导者眼里,一体化只是缔约方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由于指导思想不同,很大程度上,《美墨加协定》确立的国际贸易规则是对现行的WTO规则的根本性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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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通过的新《外商投资法》,在对外商投资?;し矫嬗胁簧俚髡?。包括:(1)国家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不实行征收;(2)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出资、利润、资本收益、资产处置所得、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依法获得的补偿或者赔偿、清算所得等,可依法以人民币或者外汇自由汇入、汇出。(3)?;ね夤蹲收吆屯馍掏蹲势笠档闹恫?,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等。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表示,今年将下调各级企业增值税率和社保缴费比例,于4月1日开始减增值税,5月1日起降低社保费率。李总理称,此前曾考虑多种方案,例如连续数年把增值税率递降1个百分点,但认为企业感受不会深,因此选择现在的做法,把60%行业的增值税一口气下调3个百分点,并加大税收抵扣,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由于今年减税降费成本须由各级政府来承担,地方政府今年将面临空前挑战。
目前全球海底约有380条运作中的光纤电缆,承载95%左右的洲际语音及数据传输,对多数国家的经济及安全来说极为重要。据研究机构电信地理调研公司指出,2015至2020年,华为海洋网络公司预计铺设28条海底电缆,占这段期间全球完工数量近1/4。对此,美国及盟国一些官员都对华为承揽海缆项目表示担忧,认为这些海缆存在安全风险。由于海底电缆对全球通信来说是基础通路,不排除美国等国掀起另一场针对海底电缆的“打压”行动。
具有“闪付”功能的银行卡在实际使用之中出现的多起安全问题,让银联闪付登上了今年央视3•15风险榜单。随后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发布声明,为“闪付”中的盜刷现象产生的风险辩护。不过,金融业务的发展需求与从严监管并不矛盾,从世界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来看,一个能够坚持?;て胀ㄍ蹲收呃娴淖时臼谐?,才能赢得最终的市场。金融风险监管走在金融创新的后面,金融监管可以迟到,但一定不能缺席。
欧盟对于中国迅速发展的贸易和投资(尤其是下一代电信技术)的风险存在争执,各成员国之间有不小的分歧。据CNBC的最新报道,经过数月的研究,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盟-中国:战略展望”,将中国列为“追求技术领先地位的经济竞争者,以及推动替代治理模式的系统竞争对手”。这标志着,欧盟理事会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欧盟与中国未来能走多近?现在似乎面临一个重要时刻,今后要看双方的智慧和共识了。
抑制全球变暖是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目标,也是多国合作的价值所在。不过,联合国一份新文件显示,即使明天取消所有碳排放量,也已经无力回天,到本世纪末,北极地区仍将以高达5摄氏度的温度升温。该研究表明,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到2050年,北极的冬季气温将上升至少3°C,到2080年将上升5至9°C。如果联合国这一预测属实,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一部分国家可能不会再为难以实现的目标去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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